1984年的秋天，在久负盛名的友谊会堂，数百名经济学家、政要以及上海市经济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，一场关于“改造振兴上海经济”讨论在这里展开。80年代的上海，一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，由于投资严重不足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。上海，这个曾经远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，期待着再次腾飞。
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支持，银行成为解决资金难题唯一出路。然而原有的金融体制再一次束缚了上海的振兴。人们意识到，经济体制的变革，需要金融体制的配合。
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配套不只是上海的“短板：，也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，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，成立了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小组，研究小组经过广泛的调研，拟定了一份针对原有金融体制弊端的改革方案，方案中提出要建设灵活、 高效、 多样的金融体制，建立股份制，地区性银行等。
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成立揭开了金融改革的序幕，上海筹建新银行振兴上海经济的想法变得可行。一家全新的综合性商业银行即将诞生，然而新银行的名字却引发了争议，各方意见纷呈。
众多方案之中，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了人们的视线，相似的背景，相似的使命，相似的期许，历史再次选择了他——“交通银行”
时代默默地翻开了交通银行新的一页，新银行筹备小组在上海市委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，筹备组的骨干均来自上海市经济金融界的实权部门。
“交通银行”的定名，寄托了人民对深化改革、振兴经济的期望，而在具体的筹建中，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如何解决台湾、香港、菲律宾三地交通银行同名的问题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问题接踵而至。在新银行总部的选址上，分歧又出现了。中国四大国银行总部都在北京，而且原交通银行总部也在北京，重组后交行总部又该设在哪里？
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，交行的重组工作终于进入了实质阶段。对于筹备组来说，如何定位重组后的交行，成为重组成功与否的关键。经过一番细致的讨论，最终确定重组后的交行将成为一家股份制、综合性、多元化的全国商业银行。然而，这个方案一经公布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各种质疑之声不绝于耳。
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，将筹备小组推向了风口浪尖，这一刻，交行人没有选择退却，而是充分展现出改革先行者的魄力与决心。
改革的脚步一旦迈出，就不会轻易停歇，在市委的支持下，筹备组各项工作陆续推进，人才的引进成为重组交行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重组后的交行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筹建分行的积极性，迅速扩张业务，在管理体制上大胆创新，采用两级法人管理体制。尽管两级法人体制在银行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争议，但是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在交行重组初期，却切切实实为交行带来发展的良机。
两级法人制让交行的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壮大，人员和场地迅速扩张。然而面对几乎被四大专业银行瓜分殆尽的国内市场，交行的生存空间在哪里？
1986年7月24日，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，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，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。交行的开业准备工作按照预期计划，逐步推进，人员、资金一一到位，然而，国务院关于交通银行开业的批文，却迟迟未到，但，时不我待， 1986年10月25日开始试营业。
1987年4月1日，经过艰难的重组之路，交行终于迎来了正式营业。中国金融改革的序幕从此拉开。作为改革先行者的交行人，接下来将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。
交行的开业激活了死水般沉寂的国内金融市场，然而面对传统专业银行的竞争，交行举步维艰，“取消双边开户”、“取缔交行”的呼声不绝于耳。国内业务不断受到挤压，让交行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，凭借在国外的良好声誉，交行尝试着走出国门。
作为振兴上海经济的重要布局，交行的成功组建，给上海带来了发展的契机，此次海外发行募集的资金，在上海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在新加坡成功发行债券之后，又先后与日本大合、美国美林开展合作，交行的海外业务有序、扎实地开展，交行又再次登上国际金融舞台。
海外发债的成功，坚定了交行的海外发展的决心，在海外开设分行成为海外工作的重点，纽约、伦敦、东京，交行的海外分行逐渐分布世界各地。
海外探路的丰硕成果，让交行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开，交行在经营模式上进行了大胆探索，逐步建立了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主，保险、证券投资为辅的一行三司的集团化经营模式，确立了交行综合发展的道路。
随着上海分行保险业务的成功开展，全国各地二十几个分行纷纷来上海学习经验，先后在各自分行设立保险业务部。繁荣的背后，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统一核算带来的不安全性，也引起了交行领导层的重视，在充分调研后，决定成立一家全资附属的保险公司。1991年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正式开业。
太平洋保险公司通过坚持不懈和敢打敢拼的精神，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保险公司，太保的成功为交行混业经营打下良好基础，也为国内银行办保树立了典范。而作为混业经营的模式下另一个主角海通证券也发展迅猛。
交行是改革的先行者，交行的重组，激发了银行间交叉业务的竞争。这时，“三个一流”口号的提出，为交行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优势，成为交行办行的宗旨，也成为交行重组初期企业文化的核心。
大规模的扩张为交行带来了快速发展，也让两级法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，这种松散的管理和粗放的发展模式，为交行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。交行人审时度势，决定自我革新，实行统一法人体制。一级法人体制的确立使得交通银行的经营管理更趋规范，社会影响和市场形象进一步提高，为交通银行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。
法人制改革推进了交行的管理体制建设，同时统一的对外形象也得以确立。
统一法人后的交通银行并没有从此走上坦途，正当交行和太保、海通各项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《商业银行法》的颁布，预示着太保、海通与交行脱钩在所难免，1998年，中央的决策更是让交行失去任何回旋的余地，与太保、海通的“脱钩”是交行人永远的痛。
经过几年的探索式发展，重组后的交行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，国际国内业务稳步增长。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，香港分行回归母行的时机也逐渐成熟。
为了顺利回归母行，香港分行也开展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，交通银行规模最大、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分支机构，在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漂泊之后回归母行。
香港分行的回归，对于初登国际金融市场的交行来说，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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